如果我們公認徐悲鴻是一位大師，就要說到徐先生的天時，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時”，是少年時代迎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是青年時代遭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徐先生1895年誕生，卒于1953年，得年58歲———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齊白石黃賓虹的才，也不會成為徐悲鴻。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會成為徐悲鴻。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龍江、甘肅、寧夏、貴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來的機遇，為什么呢？清末民初，中國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鎮、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當年東亞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他從宜興到上海，從上海到巴黎，從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戰爆發，他和許多文藝人的命運一樣，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顛沛流離的時期。戰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擔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解放后國立藝專成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術學院———他在民國首都與共和國首都，都成為美術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

         譬如第一個賞識提攜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為。康有為當年住在上海，今天鄉下年輕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為這樣的大人物？又譬如第一個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蔣碧薇。今天江蘇宜興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聰明，哪里挑得出蔣碧薇這樣的大家閨秀？徐先生出道的時代，是軍閥時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是黎元洪執政的軍閥政府；在南方，徐悲鴻留洋，拿的是軍閥政府的名額與官費。

        當年徐先生回國出掌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他不必加入國民黨，不必接受政審，不必通過所謂“國家學位辦”的學歷與資歷審查，不必經過科級處級局級司級等等干部升遷的過程……他徐悲鴻有才學、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負，他就能施展。沒有任何人、任何機構、任何規定能夠阻攔他———這種事，今天可能嗎？

        徐先生招學生，不必通過政治考試和外語考試，他看準了，就能收進來。徐先生的文藝觀是“為人生而藝術”，他有一個論敵，主張“為藝術而藝術”，這個論敵，就是劉海粟———這是徐劉二位的“不和”嗎？不是，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我們在世界文藝史各個時期，幾乎都能找到一對大人物，主張各異，互不相讓，其實彼此佐證，相得益彰。中國也有：譬如北宋蘇東坡與王安石之爭，譬如清末康梁與楊度之爭，五四時期有魯迅和胡適之爭———今天，我們各個學術和藝術領域，找得出這樣一對對旗鼓相當的大人物嗎？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熱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當年在江西遇見貧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軍政界頭目熊式輝資助付抱石留學日本，人家買他的賬；他當年到廣西與軍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結交，人家買他的賬；他回國后親自舉薦吳作人、呂斯百、沙耆這幾位小青年去比利時法國留學，教育部買他的賬；北平被解放軍包圍時期，他在傅作義召開的京城賢達名流的會議上率先發言，力勸傅作義認清形勢，順應潮流，保護古城，人家也買他的賬；他接掌北平藝專，親自在全國范圍杰出畫家中點將組班，接聘來京，共享其盛，當時美術界各路英雄好漢全都買他的賬。

        徐悲鴻給學生俞云階送一幅大字“勇猛精進”。結果俞先生當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頭。徐先生一輩子的座右銘是“一意孤行”，今天哪位藝術家膽敢“一意孤行”？今天，我們所有藝術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嗎？我們不但不敢“孤行”，我們甚至沒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說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嗎？

        徐先生是一位民國人，一位民國時代的文人藝術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師？是什么讓五四精英成為各個領域的大師？是什么使這些大師至今無可取代？無法復制？無法超越？

        所以我也給在座各位一個命題：為什么我們的時代沒有大師？為什么我們的時代休想出現大師？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慶幸：在我們的時代剛剛開始時，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時、地利、人和，正可謂生逢其時、死逢其時啊。（本文系陳丹青在南京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徐悲鴻藝術研討會的發言，本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