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迎接2008年的奧運會,北京打起了十分的精神,在城市形象設計上絞盡了腦汁,雖說仍免不了有這樣那樣的批評,但這種努力畢竟是應該肯定的。同樣,為迎接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上海也使出了渾身解數,到世博會那年,上海便要建成博物館150家,除開人所共知的歷史、藝術之類的博物館外,還有諸如銀行博物館、造船博物館等專門類別的博物館,作為一個開埠不到200年的現代大都會,這么做,正是揚長避短,用心良苦,雖然還會有不少批評,但大致目標還是不錯的。 廣州呢,廣州為迎接亞運會,自然也在大興土木,力圖改善自己的城市形象。雖說廣州有3000年不衰的古港,2000多年的建城史,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近代三大革命運動的策源地,當然,還是珠江文化的中心、當今改革開放的前沿,論歷史,比北京長得多;論與國際接軌,最早擁有現代意識,同樣不遜色于上海。但是,即便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營銷城市》一書中,仍是這么說的:“……由于歷史因素的影響,廣州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蘊,沒有正統的文化,具有‘小富即安’的思想。這種封閉的人文文化特點,使廣州不能成為文化的先行者,制約了廣州在國內市場的影響力,也制約了廣州的發展……”因此,“其他一些具有潛力的城市發展迅猛,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這一段評論,亦讓我聯想起有人給這里文化定義為“小廟文化”的講演。無疑,這是出自于對廣東文化的無知與偏見,其理論根基仍是“中原中心”論,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考論,不值一駁的。問題在于,這些理論,何以仍在廣東自己的高校中流行,無論高校中這些學者是否本地人,可他們終歸要對當地的歷史多少有一定的了解。上述的理論,比19世紀來華考察多次的德國學者利希霍芬都不如,連他都認為廣東大氣,有“經營大交通業大商業的才干”,其“審美意識優于其他地方”——不過,請留意,他當是基于“西方中心論”而得出的結論,畢竟廣東文化乃至珠江文化,比中原文化易為他理解一些、或容易契合一些。 今天改革開放之廣東,其高速的發展,是印證了利希霍芬的斷言,還是給某些學者以佐證呢?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我們遵奉的,當還是“事實勝于雄辯”吧。 話又說回來,廣州在建樹自己的城市形象中,又該怎么把自己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表現出來呢?怎么才能根除他人的偏見呢? 近日,在參與越秀、芳村、海珠、黃埔等區相關的文化策劃與城市規劃中,倒是有一些想法。的確,即便在某些景觀評選中,我們似乎有些偏重于現代設施,而排擠了相當多的歷史人文景觀,包括像黃埔軍校如此著名的紀念地也都未能入選。其實,有些現代設施,尚未經受歷史考驗,僅拿高度為參照系,過不了幾天便會被別的建筑超過。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國際上已有過的城市形象建樹的先例。如16世紀,意大利則有“在圖板上設計出來的”帕爾馬洛城,19世紀至20世紀,兩個巴黎——古巴黎與新巴黎,以及其推行的聞名的奧斯曼改造工程……諸如此類的城市美化大手筆,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沿此思路,我們能不能考慮,在廣州的老區與新區,由于各自的“文脈”與現狀不同,其建筑乃至整個的城市布局,在確立其格調或主題上,當有所倚重而不千篇一律。當我們如數家珍地說起越秀區是古南越國的皇宮所在地,不僅有宮廷花園、越王臺、南越王墓博物館,還有慧能剃度的光孝寺、道教五仙觀、伊斯蘭教光塔及基督教石室;當我們歷數扶胥浴日、東海漁珠以及南海神廟、黃埔軍校、柯拜船塢等黃埔區的景點;以及海珠區的大元帥府、花塔、南石頭“東方奧斯威辛”,還有芳村區的花地、黃大仙祠……是否心中已經有了足夠的底氣了呢? 而對于新區,如天河、白云區,亦無須學他人的什么巴黎風格、荷蘭情調、比利時什么的,亦可找出自己的思路來。 如此豐富多彩,兼容并蓄,方有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氣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