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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由張仃、袁運生、袁運甫等藝術家共同創作的首都機場壁畫宣告完成。其中，袁運生創作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中大膽繪入3個沐浴的傣家女裸體，畫作經鄧小平首肯展出。海外媒體稱，“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藝術界將機場壁畫與董希文的《開國大典》并稱為建國后最重要的兩件藝術品。壁畫出現后一個多月，首都機場門前的廣場上停滿了載客前來參觀的大巴，人們擁進裸女人體壁畫所在的餐廳，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但是，時隔不久，袁運生與他的壁畫便卷入風波。美術界中開始有人對畫作中出現的裸體表示質疑，贊成者與反對者相持不下，爭論逐漸升級，上升到政治層面。《潑水節——生命的贊歌》中的三個裸體從此不得不披上一層透明的紗衣。1982年，袁運生出國后，機場壁畫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墻封住浴女畫面。直到1990年，這堵假墻才被拆除。機場壁畫與袁運生的曲折命運折射著轉型期藝術的處境與觀念的變革。

　　“現代的中國文化缺少整體性。文化史因此充滿各種偶然。外來因素獨領風騷，一次展覽甚至一幅畫便可影響一個時期的風潮。”袁運生說，“機場壁畫本來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壁畫運動。但受到這幅壁畫命運的影響，這場運動隨之走入低谷。”機場壁畫的探索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

　　以下為袁運生口述記錄。

　　　　　　　　　　　　　　創作《潑水節——生命的贊歌》時期的袁運生。

　　　　　　　　　　　　　　　袁運生創作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
　　　　　　　　　　　與董希文的《開國大典》并稱為建國后最重要的美術創作成果。

　　畫家的轉機：云南寫生

　　1957年7月，二年級暑假，我去海島體驗生活，那會兒報上常鼓吹鳴放，沒機會大鳴我只和親密的朋友小鳴，常有即席議論。誰知道被人報告上去，就變成了學生右派。

　　頭兩年因為問題性質不那么嚴重，所以繼續跟著上課。只不過，學校的臟活累活全要右派干。我當時和比我大兩級的朱乃正、傅小石關系特別好。我們幾個右派經常被派在一起勞動改造。有一回叫我們打掃圖書館。我們卻在那三個月，乘機把圖書館里的日文畫冊研究了個遍。要不是右派反倒沒這個機會了。

　　1960年，我被扣上個拒絕改造的帽子，和同樣被打成右派的美院老院長江豐等一同下放到雙橋農場勞動，在勞動的時候畫不了畫，只能在放羊的時候偷偷畫點素描。不過現在回想，下放勞動這兩年，比上課開心多了，被打成右派反倒叫我交上了好多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我那時和江豐、李宗津、王炳召等住在一個房間，勞動回來大家無所不談，夜里就一塊海闊天空侃藝術。

　　1962年，我重新回到學校，完成畢業作品《水鄉的記憶》。我畫的是當時在江南常見的集市場面。采用了中國式的白描手法。董希文老師很欣賞這幅畫。但左派們卻大做文章。說我丑化工農兵形象。不是蘇式的畫法，要給我的畢業成績打二分。雖得到一些知音，胳膊也扭不過大腿，我離開北京去了長春。分配到文化宮畫些宣傳畫。白天人家讓我畫什么我畫什么，晚上才能做自己的事。長春的條件很艱苦，5口人住15平米的小平房，根本不可能再搞創作。跟美術圈也基本斷了來往。只和董希文、張仃、朱乃正等保持著點聯系。去北京看他們的時候，也會帶幾張自己的畫過去。所幸我在單位的上級市工會主任賀瑛很同情我的遭遇，在我最困頓的時候經常幫助我。我這個摘帽右派在這十幾年中，居然得到了三次遠行寫生的機會。

　　最長的一次是在1978年，當時，云南想出版一本周總理和傣族人民在一起的畫冊。因為有賀瑛支持，為云南出版社畫一套組畫。好朋友費正送給我僅有的幾百塊錢，買了顏料、宣紙，還做了一個90公分高，60公分寬的大木頭箱子。里面放了6張三合板分割成的18塊油畫板，用擔子挑著去了云南。在云南8個月，我畫了很多油畫，白描人像，大量風景寫生，這些畫在客觀上為《潑水節——生命的贊歌》那張壁畫做了充分的準備。

　　這批白描作品出了本畫冊，在美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不久，這部畫冊居然成為中央美院國畫系的教材。有的地方，可能直到現在還在使用。就在我在云南寫生的同時，接到張仃先生的一封電報，要我去北京一同創作機場壁畫。

　　“潑水節”壁畫：在“秘密”中繪成

　　首都機場航站樓是文革后北京最重要的工程。機場壁畫的任務主要交由工藝美院，由張仃主持。我在美院上學的時候，張仃就很關注我的畫。他對我這個學油畫的學生醉心于白描很吃驚，我們之間產生一種藝術上相知的親切感，所以想到邀我加入。

　　在云南的寫生恰好為我創作機場壁畫提供了素材。我選擇了傣族最具代表性的“潑水節”。“潑水節”的傳說很有趣：據說在很久以前，有個惡魔統治著傣族人的地方，可以隨意抓走年輕漂亮的傣族姑娘作妾。沒有人能制服它。惡魔只有一個弱點，只有用它自己的頭發才能割下它的頭，他最小的妾十分勇敢，灌醉惡魔，割下了他的腦袋。但是，惡魔的腦袋不能亂扔。否則，還會長成一個新的惡魔。于是，與小姑娘一同殺死惡魔的姐妹們一天天輪流把惡魔的頭顱抱在懷中看守。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傣族人每年用水清洗她們被魔鬼骯臟的頭顱玷污的身體。

　　這就是潑水節。我的畫作其實就是表現這個傳說。可是，要畫沐浴的場景，人是不能穿著衣服的。為了通過審查，我在草稿上一直多畫了條線，這樣看上去就成了穿著衣服的。在壁畫就要完成的時候，我偷偷把線去掉，完成了裸女。等發現了，也已經沒辦法了。

　　記得當年的李瑞環是總指揮，壁畫的事歸他管，他化解了一些頭頭兒們因畫中有幾個裸體怕出事的緊張心態，他說等小平同志看了再說，小平同志看了說道，“我看可以”。就這樣《潑水節》展出了。

　　機場壁畫問世后，引起巨大反響。首都機場門前的廣場上停滿了載客前來參觀的大巴，人們擁進裸女人體壁畫所在的餐廳，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來看壁畫的上到將軍，下到普通百姓，我們每天應接不暇。在文代會上，人們給機場壁畫很高的評價，將它與董希文的《開國大典》并稱為建國后最重要的美術創作成果。

　　“潑水節”在宣傳中成了改革開放的標志。這么大的影響是我所始料不及的。隨后，中央美院成立了壁畫系，我轉入壁畫系任教，當時，我感到，藝術的春天真的來了。機場壁畫掀起了一場不可阻擋的壁畫運動。但誰也沒想到，有人開始拿機場壁畫做文章。

　　節外生枝：裸女穿上透明紗衣

　　壁畫文章越做越大，終于演變成政治問題。一位美協領導多次提出撤掉“潑水節”。但在美協一把手江豐及許多領導的反對下，“潑水節”終于艱難地保存了下來。

　　但是，為平息矛盾，三個裸女的身前竟被蒙上一層薄薄的紗衣。參觀的人們可以透過紗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開紗衣一窺究竟。最后用木板將有人體的這部分封死了。

　　在這種情況下，壁畫創作受到很大影響。連一個普通的科長都可以干預藝術家的創作自由，藝術家們只好創作些相安無事的作品，藝術創作重新變得平庸流俗，壁畫運動后繼乏力，很快為“市場”所收編。因為怕擔責任，沒有人敢叫我去做壁畫。我基本處在無事可做的狀態中。后來，連江豐都因為這件事受到沖擊，我有些萬念俱灰。

　　1982年，8月，我應邀訪美，同時接受幾所大學邀請做訪問藝術家，時間會比較充裕。同時，我想充充電，思考一些根本問題。我帶著強烈的失望心情離開了中國。

　　在我出國后不久，機場壁畫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墻封住浴女畫面。1990年，我哥哥袁運甫帶領一群工人為機場壁畫涂進口的保護液。遇到假墻工人覺得麻煩，也沒請示誰就把墻拆了。裸女就這樣重見天日，她的色彩顯得比周圍壁畫的色彩都要新。這真是一個非常中國式的結局啊。2002年，機場航站樓裝修，許多媒體關注機場壁畫的命運，呼吁留住機場壁畫，但并沒得到機場呼應。我一直以為壁畫就這樣被拆掉了，誰知，航站樓裝修后，壁畫還是保存了下來。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為吊頂的緣故，潑水節的頂部被蓋住了50公分。張仃的壁畫前則安了個大影壁。袁運甫的壁畫前巨大S型的隔間，擋住近三分之一的畫面。機場壁畫完全成了一次裝修的犧牲品。如今看來，機場壁畫就像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各時期的鏡子，折射著文化的尷尬處境，它的命運令人啼笑皆非。

　　口述：袁運生（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第四畫室主任）

　　采寫：張映光

（CSC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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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運生：開啟藝術形態的新時代